软件外包：风正一帆悬
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务正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。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裴夏生向记者表示，“这是一个成熟的市场，而且风险非常小，中国的软件企业必须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。”
针对中国软件业是先做自有品牌还是先走外包之路，业界曾有过若干次争论，而就目前的情况，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一位副理事长认为，“做自有品牌看起来是名利双收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在ERP、CRM等领域，竞争十分激烈。企业间竞相压价导致利润很低，甚至赔钱。”
东软董事长、总裁刘积仁此前也曾分析说，我国软件产业的规模普遍不够大，水平普遍不够高。“一开始就想做自主知识产权，高附加值的软件，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”
“做外包听起来不怎么好听，却是最稳定的途径，不但能解决就业问题，而且有利可图，风险也较小。”根据浪潮软件海外事业部总经理李朝阳的计算，济南软件工程师平均年薪是2万元左右，而他们每年做的业务大约为20万元左右，除去其它开支，公司至少能赚10多万元。
目前，中讯、华信、启民、亚星等“老一辈”软件外包企业每年的利润增长率都在30%以上，微软、神州数码、澳门新葡萄新京、浪潮也纷纷闯入了软件外包的领地。
种种迹象表明，中国正成为一个新兴的主要软件外包市场。微软于去年成立了上海微创；神州数码则设立了软件外包事业部；浪潮集团在北京注册成立浪潮世科瞄准外包。与此同时，日本IBM落户大连、日本甲骨文登陆上海、东芝集团的软件开发中心则移至北京……
先日后美：锻炼中发展
世界上软件需求最大的两个国家分别是美国、日本，前者占了40%，后者占10%。据中科院研究生院软件学院助理院长谢勇介绍，2004年日本市场营业额将达到106亿，而中国将成为日本软件企业的首选合作伙伴。
澳门新葡萄新京集团执行副总裁殷惠康表示，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市场，美国的外包业务也让中国的软件企业畅想过。“但国内企业当前的实力与印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，所以只能选择外包日本的软件业务。”
裴夏生认为，与日本合作的原因在于，日本的外包技术门槛比较低，大多以小而散的形式发包，而且与印度相比，中日的合作更具有地域与语言文化的优势。
做对日软件外包将是中国软件业近几年的赢利点。中讯董事长王志强表示：“做日本外包业务可以保证资金回流，对于企业来说，能尽快收回现金是最重要的。”
事实上，瞄准日本不仅仅是因为有利可图，重要的是国内企业对技术和管理的渴求。“通过对日本做软件外包，更大的作用是锻炼队伍，按照国际的规范形成规模，积累财富、经验、人才。走过了这个过程，将来才有可能做高附加值的产品，才能进军欧美市场。”大连软件园总经理高炜说。
对日外包：上演龙虎斗
目前，北京、上海、大连、杭州、济南、深圳、西安等城市都瞄准了软件外包市场，制订了各自的软件外包发展计划，而初期的目标市场几乎不约而同地放在了日本。 北京制定“长风计划”打造“亚洲软件新都”。今年三月份，北京市科委制定了“长风计划”，提出今后三年加快北京软件产业发展，在总量规模、行业应用、骨干企业、扩大出口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重点突破，使北京软件产业发展跃上新台阶，成为未来三年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“亚洲软件新都”。目前北京已组建起中软、方正等5家软件出口联盟，并辐射带动了50家中小型软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。 大连欲打造对日外包门户。最近几年，大连软件业每年以50%的速度递增，40%的软件企业在从事对日本软件的出口业务，对日本出口居全国第一。“大连将成为对日本软件外包的前沿和门户。一手牵日本，一手牵国内，形成梯度的转移。”高炜表示，大连软件园将整合国内强势软件企业的资源，帮助国内的软件企业拿到日本的业务。这些软件企业可以在大连软件园内设立办事处，承接来自日本的业务。 济南筹建“软件出口特区”。目前，济南正在计划以齐鲁软件园为龙头筹建全国首家“软件出口特区”，目标是到2010年成为中国的“班加罗尔”。近日，在浪潮的倡导下，济南成立了由浪潮软件、济南源华、山大华特、山东师创等企业组建的软件出口联盟。“浪潮接了海外大单后，如果人手不够，可以转包给规模较小的公司。”浪潮有关人士表示。 杭州欲挤进国内第一梯队。去年，由对美合资的富通、对日合资的东忠公司发起，成立了杭州软件出口加工联盟，吸引了澳门新葡萄新京科技、恒生电子、富士制冷、华樱软件等16家企业加入。“杭州软件外包将呈加速发展的态势，有望在短期内挤进国内第一梯队。由政府牵头，杭州将在滨江区建一个日本软件园，园区企业全部从事对日软件外包。”杭州信息办产业发展处处长周永华表示，杭州最近制定了鼓励软件出口的政策，根据出口创汇的数量给予奖励，杭州高新区今年设立了600万元鼓励企业软件出口。”
赶超印度：前方路漫漫
尽管日本外包业务使国内软件企业热情高涨，但中国的这一优势正受到来自印度的挑战。一家印度软件公司曾表示：“我们要通过中国分公司发展日本客户”，这表明，印度软件企业已经不满足来自欧美的订单，通过中国分食日本外包业务正成为普遍做法。 今年3月份，印度36家软件企业集体登陆烟台。据浪潮有关人士推测，印度软件厂商之所以落户在烟台，是为了更方便地拿到日本、韩国企业发出的软件外包定单，因为欧美外包需求正在减少，印度只好把目光转向日韩。 “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整体实力还无法与印度抗衡，企业规模小而散，缺乏标准化的研发模式，缺乏了解正规软件研发流程的管理人员。企业间还没有形成一个联合、开放的竞争态势，竞相压价的现象很严重，而且国内企业的信誉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。”裴夏生表示。 “目前，澳门新葡萄新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人才不足，尤其是高层次、国际化的软件人才。”殷惠康表示，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。 按照裴夏生的标准，高层次的软件人才应当能够紧跟世界前沿技术动态和趋势，掌握符合国际标准的软件工程规范和技术规范，熟练运用一门以上外语，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，进而能够参与国际软件发展与竞争。“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我国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很难适应国际化竞争。” 另外，中国的软件外包业还没有一个行业组织，这使得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出现了竞相压价的现象。“软件企业必须要有一个行业自律组织，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。”裴夏生表示，缺乏行业自律的最终结果不但使企业的利润大大降低，而且导致企业的信誉度普遍下降。超越自我：方能大而强目前，中国的软件外包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。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玲年认为：“中国软件应该有一个10年的发展期，3到5年内拿日本单子锻炼队伍，5年后进入美国市场，10年后和印度竞争，之后才有可能做自己的软件。” 裴夏生表示，软件企业要克服“小富即安”的心理，要超越自我，将最终的目标盯在欧美市场，以开放、联合的姿态参与竞争。“当务之急是加强人才培训。” 裴夏生认为，人才培训不是简单地拿个证书，而是真正能够适应国际化趋势的高层次人才。这需要有海外背景、对欧美软件市场熟悉的机构或人才的加入，仅靠国内自身的培养，很难达到目的。 目前，中科院研究生院与北京市科委共建了“北京市对日软件人才培养基地”，专门培养对日软件人才。大连也加大了对日软件人员的培养，除了成立了东软信息学院，还开办了一大批非民办的二级软件学院，形成了一个由上至下的体系。在山东，浪潮将与山东大学齐鲁软件学院联合培养人才。齐鲁软件学院的本科生第四学年主要学习日语和实用软件开发工具，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浪潮软件海外事业部工作。 针对软件外包企业散、小、弱的现状，殷惠康表示，中国所谓的大企业与印度相比规模还很小。“中国要在软件外包上有所突破，必须解决规模问题，通过联合形成旗舰企业，有条件的可以通过兼并或收购提升整体实力，否则靠单打独斗很难实现赶超印度的目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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